(转自：宁静访谈录 )

大家系列专题之二

2017年7月石祥恩在三博脑科医院

“你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医生很重要。你是想当一个真正在患者身边、walk to walk的医生?还是只想说啊、讲啊、当talk to talk 的医生?我当然不反对医生去做学术交流，但还是应该踏踏实实把精力放在看病上更好，治病救人一定是主要的。”

他来自东北，采访时言语间时不时会流淌出黑土地的味道，然而只要谈及神经外科，周身洋溢的却是南方人的细腻。或许正如他所言，“教育具有一种魅力，通过不断地学习，你可以变成另外一种人。”

石祥恩：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教授，擅长颅咽管瘤、各种颅内巨大复杂动脉瘤、痉挛性斜颈、颅内各种肿瘤、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等。作为术者手术治疗颅内各种复杂肿瘤8000余例，手术切除颅咽管瘤近1000余例。

石祥恩曾有两年下乡插队的经历，两年时间不算长，却给了他追求新生活的勇气。

1977年，高考恢复，成千上万的青年梦想复苏，石祥恩也开始思索自己的明天，他当时瞄准了医学院。他选择了锦州医学院，后来叫辽宁医学院，现在是锦州医科大学。“为什么选这个学校呢?因为别的医学院有很多专业，如果某个专业满了，就会把学生调剂到别的专业。而锦州医学院当时只有一个医疗专业，铁板钉钉。”

1982年大学毕业前全班合影，后排右一为石祥恩

对于当年的石祥恩来说，学习是一种享受。医学院呈现出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随着新知识的注入，视野的开阔，他的目标越来越明确——成为知识广博的好医生。“我不断地学习，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所有能在学校读的书我都读了一遍。”

大学毕业后，石祥恩到了锦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时，神经外科是一个边缘学科，没有CT，没有显微镜，没有核磁，只有造影，诊断起来非常困难，很少有毕业生愿意到神经外科。

“当时大家求知欲很强，毕业后的是医学院的基础部，实在不行才到医院，优先选择是内科，因为内科有时间看书。但男生分到内科的很少，大多数去了外科。外科一般会优先选择小科，比如眼科、耳鼻喉、整形科等，再其次就是大外科，不愿意干的就是普外、骨科和脑外科。”

石祥恩也想找一个能多读书的科室，偏偏他的一个同学非常欣赏他，把他推荐给了自己的父亲，而他父亲正是神经外科的主任。梁教授非常认真地和石祥恩谈话，强调脑外科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科室，希望他能跟着自己干。石祥恩当时就本着一条原则——想多看书，梁教授不但保证不耽误他看书，还亲自帮他找来了很多重要的医书。

在梁教授的引领下，石祥恩很快就迷上了充满了未知和挑战的神经外科。他对读书的热情甚至与日俱增。

1992年，石祥恩在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专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师从我国神经外科创始人王忠诚院士。博士毕业后，他选择留下来，帮助导师王忠诚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1995年，38岁的石祥恩荣升为大外科副主任。

1992年博士论文答辩会，石祥恩(左二)与导师王忠诚院士(右二)

在意气风发的时候，他选择了出国深造。1996年至1998年，石祥恩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神经外科做博士后，从事下丘脑区和第三脑室手术入路研究。在国际神经外科界权威的佛罗里达大学神经外科显微解剖实验室，他师从国际神经外科专家Albert L.Rhoton Jr.教授。

1989年，在全世界范围内评出了5位世界神经外科大师，王忠诚和AlbertL.Rhoton Jr.都在其中。能够近距离聆听他们的教诲，石祥恩感觉幸运之极。

石祥恩曾经无意间的一个举动，让AlbertL.Rhoton Jr.教授对他刮目相看。“当时在国外有一个中英文对照软件，我花了一百三十多美金买回了这个‘Chinese star’软件。有一天，Albert教授看到我使用的软件非常吃惊，因为当时很多中国人都买盗版，只有我的是正版”。从此石祥恩就成了教授口中的“Chinese star”。

当时他觉得为了学习花钱买书和学习用具是理所当然的，而这在美国人看来事关诚信。再后来，Albert 教授担任主讲时，常常让石祥恩任助教，每次都会给他五到七分钟时间讲一个小题目。

每次七分钟的演讲对石祥恩的影响极大，“我敢于站在国际舞台上把自己的内容和观点讲明白，这非常重要。” 多年后的今天，石祥恩经常穿梭在国际学术舞台，2015年，他也是一位被北美神经外科学会(AANS)邀请专题发言的中国医生。

“现在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很多，很多中国医生不去，去了也不讲。这次土耳其的世界神经外科大会，相当于神经外科领域的奥运会，不去不讲就失去了和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中国医生在这方面需要多多加强。”

2013年石祥恩在第13届世界神经外科大会上做主题发言

1998年，石祥恩回到天坛医院;2001年，他出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2004年，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师兄弟创建了三博脑科医院。

谈到三博的创立，石祥恩说走了很多弯路，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三博给了有热情、有才识的年轻人一个发挥的舞台。他认为三博大的财富就是人才，虽然医院每踏出一步都步步惊心，虽然还有诸多有待于完善之处，但是拥有人才就拥抱了明天。

“我现在就想退休，但医院里的年轻人还需要带一带，离开我，他们不是活不了，是可能活不好。我们国家这些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太强了，培养一个好医生和培养一个好运动员一样难。”

如果真的退休，石祥恩说自己会去写小说，因为经历足够丰富，他对自己的文笔也很有信心。虽然文学梦值得期待，他绝不后悔这辈子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

2017年9月在手术室为患者做海绵窦肿瘤切除术

记者：您为什么说“培养一个好医生和培养一个好运动员一样难?”

石祥恩：现在的很多学生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只想自己，不想别人。前一阵，我的一个博士生来找我签字，因为我有科研经费，就给他们每个月发点钱补贴生活。签字时，我看到名单上多了两个人，他说找两个人平均一下就不用交税了。

我一听就火了，合理纳税是义务。国家培养一个博士这么多年，交点税还难受，以后还怎么为社会服务?国家经济要发展、社会要稳定、边防要守卫、民生要保障，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为国家多纳税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如果没有感恩的心，不知道回报社会，读书再多也没用。

当时我很生气，把他臭骂了一顿。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不通人情，但是，人首先要自律，一个没有底线的人是很可怕的。这也是很多独生子女身上存在的问题。

2016年9月教师节，石祥恩与他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一起

记者：在您求学过程中，您的导师是否也强调学做人重于学技术?

石祥恩：做人好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比如，神经外科专家AlbertL.Rhoton Jr.教授每年都在北美神经外科学会(AANS)和北美医师协会年会(CNS)进行授课，每次授课时，他首先讲的不是专业技术，而是强调每位神经外科医生重要的观念——爱病人，而不是爱疾病。医生爱心的培养重于能力的培养，要用与生俱来的爱心培养我们的同情心。

他说好的外科医生是有爱心和同情心，有技术没有爱心的医生没有价值，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应该是精通你的患者。

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作为医生，技术固然重要，但一定要有同情心和爱心做支撑。如果只是技术好，品质恶劣，那就是恶魔，就像日本731部队，全都是医生，可他们做的不就是恶魔的行径吗?

1998年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神经外科主任A.L. Rhoton Jr. 教授在北美神经外科会议颅底解剖学习班上

记者：回到技术层面，作为治疗颅咽管瘤的专家，您又是怎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石祥恩：颅咽管肿瘤是危害性很大的肿瘤，对病人是巨大的痛苦，对家庭是巨大的灾难。颅咽管瘤的患者一般是儿童，7—12岁是发病高峰期。我们有一个河北患者，曾经治了十年，由于次手术没有完全切除，以后每年手术一次，十次手术，十年的经历，她爸爸原来是税务局副局长，后来只能是一个在岗职工了。他父亲的事业完全耽误，孩子十年不发育，这个家庭基本是失去了欢乐和希望。

一开始医生都不愿意接这样的病人，因为治疗效果不好，病人经常抱怨，医生的声誉和工作都可能受到影响。但是病人总得有医生管吧，我就开始一步步探索，随着经验的积累，效果也慢慢好起来。

现在，大家会觉得这个手术特别能锻炼人，因为它涉及到神经外科管理病人的基础、水电平衡、电解质紊乱等的调整;手术部位很深，确实能帮助病人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医生也就很有成就感。

当年的状况是，如果一年能做10例，就非常了不得了。那几年，我一般一年少做30例，多50例。所以，2009年我们在欧洲神经外科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医生309例颅咽管瘤手术报告，引起了全世界哗然。美国新泽西大学神经外科主任、时任美国医学会主席、长期从事颅咽管瘤手术治疗的Peter Carmel教授，专程来医院访问。他看到病房内50%以上的患者均为颅咽管瘤手术患者，术后效果都很好，每年手术约70-80例颅咽管瘤，他很受触动。

Peter Carmel教授在美国非常有名，早期颅咽管瘤的所有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他退休时，有了120例颅咽管瘤手术经历。当时他已经近70岁，没有精力做更多手术，想来核实一下我们的报告是否真实。考查后他非常满意，对我也非常信任，然后就开始满世界地给我们做宣传。他给我文章的一个批语是这样写道：这是一个金标准，是所有医生经过多年努力才能达到的。

2009年 4月石祥恩向Peter W.Carmel 教授介绍颅咽管瘤患者手术后的情况

人一辈子干不了多少事，把一件事做好很不容易。我的心态很开放，把大家都带起来，才是对医院、对患者真正的好，现在我们医院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生很多。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我希望既能把孩子救下来，同时也别让它复发，减少病人和家庭的痛苦。

记者：作为民营医院，三博脑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年您感触深的是什么?

石祥恩：实在地说，是很多人的支持才有三博走到了今天。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三博;如果没有复兴医院的支持，三博当年就没法落脚;如果没有西城区政府、区卫生局、北京市卫生局的支持，三博就不能挂牌经营;如果没有首都医科大学的支持，三博怎么搞教学?当年这个医院还没开，首都医科大学就已经开始支持了，当时存在神经外科专业竞争的问题，来自各个方面压力非常大，现在想起来我还想掉眼泪。

首医的吕兆丰校长(现已离任)、王晓民副校长等人，是站在北京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高度上来支持三博。在三博还不成气候的时候，卫生部就把三博作为神经外科培训基地……所以是政府的绝对支持，才让三博发展到今天。

三博发展的关键是人才。我始终认为“不管理”才是好的管理，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非常重要，要好好爱护员工，让员工有家的感觉，主人翁精神才能发挥出来。非常刻薄的管理者都是短命的，我认为管理一定要人性化。

1996年开始，石祥恩举办全国显微外科技术学习班，目前已培训1000多名医生，图为第40期学习班照片

记者：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也是荣耀，但在行医过程中，也会有很多无奈，甚至痛苦。做医生36年，您感觉痛苦的是什么?

石祥恩：当医生非常不容易，大的痛苦就是不被人理解。有些病人，找你看病时怎么都行，手术效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就翻脸不认人。前一阵，我刚接了一个患者，来时都给我跪下了，因为他去了很多医院都不愿接收、不给治，我们收了，但手术效果不理想，后来就演变成医闹。

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医闹横行，有些不明真相的媒体也难免会误导事实，给医生造成了很大压力。目前，很多医院在管理方面不到位，有时医院为了息事宁人，宁愿花钱了事，这就更助长了歪风邪气，这对医生、对病人都没有好处。

作为医生，只有敢于探索极限，医学才会发展，在现在的社会风气下，如果谁也不敢探讨极限，医学还怎么发展?三博就是希望给医生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专心致志探索医疗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