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于公立医院的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到了香山脚下清清爽爽的三博脑科医院，我瞬间感受到了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在病人基数上的差别。

闫长祥教授的办公室在三楼，对门就是病房，阳光充足、环境舒适。楼道里来来往往的人，闲适而松弛，完全没有身处医院的焦躁和紧迫感。身着白大褂的闫教授，平和、谦逊，也洋溢着山东大汉的豪迈和爽朗。

闫长祥：神经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导;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医疗院长，首都医科大学第十一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院三系副主任;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神经外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微侵袭神经外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围手术期专业委员会委员。

专业特长：各种颅内肿瘤(垂体瘤、神经鞘瘤、颅咽管瘤、胶质瘤、脑膜瘤)和动脉瘤等。

“因为濮阳人民医院老领导的开明，我从濮阳来到北京。在我面临职业选择时，帮我终寻找到适合发展的平台。”

闫长祥的家在山东河南交界，说到从医之路，闫长祥倒不是“遵父母之命”，却是“从班主任之言”。高考时，对未来没有更多设想的他，听从了班主任的建议报考了医学院。1984年，闫长祥进入山东潍坊医学院，开始了临床医学专业的学习。

经过五年临床医学的磨练，闫长祥毕业了。他被分配到河南濮阳市人民医院，正式成为一名医生。

1992年，经过两年的科室轮转，他选择了神经外科。两年后，医院派他到北京宣武医院进修，进修完回到濮阳人民医院，当时的李院长对他说，作为神经外科医生应该到天坛医院去学习，那里毕竟是我国神经外科的殿堂。

那时闫长祥一直想考研究生，次考试差两分没有通过，但考研的想法一直没有放弃。在宣武医院进修时，时间相对充裕，他再次开始备考，院长的期望正是他自己的愿望。

1997年，闫长祥如愿考上了天坛医院的在职研究生，导师是刚回国的于春江教授，也就此拉开了他们长达二十多年的师生情序幕。两年后，闫长祥拿到了硕士学位，濮阳医院再次支持他读博士，2000年，他考上了天坛医院王忠诚院士的博士，“当时我考了名，这是我上学以来考得好的一次。”如今谈起，闫长祥依然兴奋不已。

“我特别感谢濮阳人民医院的老领导，因为他们的开明，我从濮阳来到北京。在我面临职业选择时，还帮我出主意，终寻找到适合我发展的平台。”

闫长祥博士毕业前夕，濮阳医院的几位老领导来到北京，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北上广深，你去哪儿我们都支持你，如果你要到河南，就到濮阳来，我们给你安排副院长的位子，就别去其它地方了。”闫长祥至今记得老领导说的每一句话。

当时，三博脑科医院正在筹备中，于春江教授也希望他来三博。闫长祥当时没有决定，后来他与濮阳医院的李院长长谈，没想到李院长也非常支持他到三博医院这样的发展平台。在于春江教授和李院长的共同支持下，闫长祥成为三博脑科医院的位医生。

“当手术成功，病人醒来的那一刻，做医生的那种成就感、喜悦感，其他人永远体会不到。”

2004年，三博正式建院。十二年过去，闫长祥由一名医生成长为三博脑科医院医疗院长。

闫长祥目前已完成各类颅脑手术8000余例(其中颅内肿瘤7000余例)，脑动脉瘤、脊髓疾病及各类颅脑外伤等手术1000余例，近五年平均年手术量800台;完成胶质瘤手术2000余例，听神经瘤手术500余例，脑干和丘脑肿瘤手术500余例。

在垂体腺瘤的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经鼻-蝶、经颅手术治疗垂体腺瘤2000余例，对不同临床类型的垂体腺瘤采用个体化治疗方案，获得比单纯手术更满意的效果;对垂体腺瘤导致的难治性不孕不育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较满意的效果。

2013-2014连续两年，闫长祥被中国名医百强榜评为TOP10胶质瘤、垂体瘤和颅底肿瘤手术外科医生之一。

相比之下，闫长祥说自己对家庭亏欠很多，父亲的角色也是缺失的。很多年与妻儿分居两地，现在终于一家人在北京团聚，但他还是呆在医院的时间更多，有时忙到只能回去换件衣服，他的妻子戏称他是在“住宾馆”。

我问他如果重新来过，还会选择做医生吗?他说，“当手术成功，病人醒来的那一刻，做医生的那种成就感、喜悦感，其他人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记者：众所周知，在十几年前，中国民营医院肯定不是医生的，您2003年博士毕业后，为什么选择了民营医院三博脑科?

闫长祥：选三博，是因为我比较了解三位医生创始人，他们都是脑科领域的专家，能从好的位置上辞职出来，肯定是想干事情的。濮阳医院的李院长支持我到三博，也是因为他熟悉这几位教授，而且，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他确信民营医院是今后医改的发展方向。

另外，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来得义无反顾。这么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三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记者：您从濮阳市人民医院出来，先后经历了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三博脑科医院，不同的医院在您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闫长祥：我从基层医院走出来，先后到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及神经外科研究所学习，再到三博工作。这几家医院是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院的三系一所，天坛一系、宣武二系、三博三系，再加一个研究所，很幸运我都经历过。

宣武医院是我神经外科启蒙的地方。后来回到濮阳人民医院，急诊多，危重急症多，经常这个手术还没有完，下一台手术又等着了。有时连着两天都不能回家，一台接一台的手术，那段时间对危重急症的病人处理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

天坛医院以及神经外科研究所，是我神经外科起飞的阶段。在这里的学习更系统更深入，对疾病的认识也更深刻。天坛毕竟是国内神经外科的中心，作为亚洲大的神经外科医院，病人的数量、病种的丰富程度都是其它医院无法比的。

天坛的医学和教学水平都相当高，我能在那里完成硕士和博士是非常幸运的。在天坛还见到了很多大家，我们几乎是看着他们的教材成长起来的，看他们做手术有一种朝拜的心情。那六年我带着极大的热情学习和工作，我个人的基本功底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如果说以前都是积累，三博于我就是一个升华的阶段。到三博这十几年，我的脑肿瘤专业方向更加明确;一直跟随于春江教授，无论是医学还是行政事务方面，我都学习了很多。三博的手术数量、质量和科研水平，也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记者：到目前为止您已完成各类颅脑手术8000余例，近五年平均年手术量800台......对于医生，手术量意味着什么?

闫长祥：先讲一个小故事：我在天坛医院时，一次经口鼻蝶术后，我很兴奋地想说说自己的体会。当时于春江教授在场，他问我做过多少台手术了，我说大约二十台。于教授说，你至少做过上百台手术后再来谈体会。

所以，一个外科医生必须经过大量的手术，才能对疾病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到三博这些年，我做了大量手术，多的一天进行了十台手术，平时一天三四台很正常，也正因如此，我对手术就有了自己的认识。手术对于一个外科医生业务水平的精进，有非常大的帮助，作为外科医生，如果手术都做不好，那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手术对于病人太重要了，病人把生命都交给你了，作为外科医生，如果手术做不好，科研水平再强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对于目前国家的医生评审机制，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一味注重医生的论文、课题而忽视手术，会直接导致某些精于手术的医生没有重要的工作岗位，他们就无法主导学科的发展，这不利于医学的发展。

这几年进入名医百强榜，其实我非常忐忑，与那些真正的名家相比，我还年轻，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提升。

记者：什么原因让您敢于挑战那些高难度的手术?

闫长祥：医生都愿意做容易的、术后的手术，这样没有什么风险，这很正常。像天坛这样的大医院，病人太多，病源充足就有挑选的余地。但三博的影响力还不大，病例也不是很丰富，那些疑难病例既然到了三博，总得有人治吧?

所以，我们经常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我们常常提心吊胆，手术前提心吊胆，手术中提心吊胆，手术后还是提心吊胆。但是，只要手术成功，那种极度压抑后的释放，酣畅淋漓，之前的每一分煎熬都觉得值得;那种成就感和喜悦感，会让人深深爱上医生这个职业。

做复杂疑难的病例，初可能有一些被动，但越做经验就越多，这对年轻医生的培养非常有利。

记者：越是高难度的手术，就意味着风险越大。您如何看待手术中出现的失误?又如何避免失误?

闫长祥：面对高难度的手术，我们从心理上和体力上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比如手术时间的安排，复杂手术和简单手术要搭配开;不管手术大小，都要一丝不苟、严阵以待。我们的原则是“做一例病人，就要出一个精品”，这是我对自己也是对学生的要求。

医生都会尽己所能避免失败和失误，但谁也不能保证每例手术都是完美的。所以，术前评估就很重要，我们的每一个病例都要全科讨论：值不值得做?做了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出现问题应该怎么办?怎么预防，如何处理?这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如何把手术风险降到低，需要集体智慧，即使是年轻的大夫，他的话也可能会对手术起关键作用，所以只要参与手术的医生都要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再的专家也不能搞一言堂，一定要给年轻医生表达的机会。

平和、平等地与人交流会让人少犯错。如果你自负，目空一切，谁也看不上，那别人就不会提醒警示你，终吃亏的还是自己。只有集思广益，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记者：成就感来源于他人的认可，作为医生，您更注重患者的评价还是业内同行的评价?

闫长祥：我更关注患者的评价。做医生是个良心活儿，真正的好医生就是要对患者负责，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患者把生命交给了医生，是莫大的信任，所以对患者一定要尽心尽责，对患者再好都不过分，我经常和患者家属说，医生希望病人好的愿望比家属都要强烈。

患者看重的是就医体验和就医效果，而医生看重的是病灶的清除和问题的解决，同行往往是从医学的角度去做评价，所以真正得到同行的认可非常难。

比如一例手术，是保功能还是多切肿瘤?有时会非常纠结。所以，医生做手术有两点要坚持，首先是保功能，其次我们再考虑怎么切肿瘤。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既保功能又切肿瘤这个分寸很难掌握，医生就像杂技演员一样，要在其中找到平衡点。这需要我们有大量的病例积累，反复地锤炼、挑战自己，才能拿出精品手术案例来。

记者：如果在诊治过程中和患者家属发生冲突怎么办?尤其在生死瞬间，患者家属的情感往往大于理智，这时候医生能做什么?

闫长祥：沟通!医生除了要做好手术，与患者良好的沟通能力非常重要。尽管医生在术前做了很多准备，一旦开始手术，遇到什么情况是无法预料的。尤其手术过程中，情况更是瞬息万变，可能随时都需要重新和患者家属沟通。

医生必须在几分钟之内，把复杂的医学问题变成通俗的语言讲给患者家属，让他们既能听懂，还能认可你的决定，这非常考验医生，所以沟通能力对医生而言尤其重要。

作为外科医生，如果做了一个复杂又很有挑战的手术，结果超出想象的好，就会特别兴奋，特别畅快;但有时面对某个疾病束手无策，那真是非常无奈;当好心被患者误解，或者没有达到病人和家属的要求，尽心尽力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时，就特别沮丧和难受。

做医生，就不得不面临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学会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人生百味，医生的体会直接，喜悦、无奈、沮丧经常会伴随医生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