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内参2006年5月

职业在这里变成了事业

　　　　      ――北京三博医院建设现代医院制度的启示（下）

　　新华社北京讯　在三博医院的技术团队中，有３位经历非常相似。他们都曾师从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院士，都曾是三甲医院的学术带头人，并都在美国深造过。他们由“公”奔“民”，深刻的感受是：在三博，医生不仅仅是谋生的职业，更意味着治病救人、崇尚学术的事业。

　　　　这３位均为博士生导师，有强烈的事业追求，尽管在各自的主攻领域已取得不小成就，但仍渴望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新突破。他们说，三博环境宽松，学术气氛浓厚，远离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完全能够静下心来看病、做学问。

栾国明，我国功能神经外科学术带头人，大愿望是在中国建立世界水平的巅痫治疗中心，对三博的评价是：这里能找到事业归宿感。刚离开手术台的栾国明告诉记者：“今天我已做了３台手术，晚上还要加班，虽然累但很快乐。”同事们都知道栾国明喜欢加班，但过去在公办医院时，他却很“收敛”，因为手术麻醉师、护士会抱怨无法按时回家。在三博，所有岗位必须围绕医生转，如果医生需要加班做手术，配合的工作人员能拿到较高的加班费。这种分配机制，使栾国明打消顾虑，从“怕加班”变成“常加班”。“我负责的病区现在有１６０多名患者排队等候手术，不加班心里不踏实。”

三博的技术团队上进心很强，很多学术活动不但创造不了经济效益，医院还要贴钱，但管理层总会尽力满足医生的要求，因为团队的活力就是医院的活力。去年，栾国明向医院提出申请，希望承办一个神经功能定向国际学术会议，很快得到批准。管理层还安排专人负责会务筹备，与中国医师协会等机构协商有关事宜。栾国明说：“承办国际会议的费用不是个小数目，即使公办医院也不会有太高热情，三博作为一家民营医疗机构能全力支持，让我很感动。”

于春江，颅底外科专家，大愿望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救治，对三博的评价是：这里是医生和患者共同的家。在公办医院时，于春江很难感受到医生应有的尊重。他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即使你的学术、医术都达到了较高水平，但在领导眼里也是很普通的下属。在走廊遇到领导想谈点事情，领导边走边说，连脚步都不肯停下来，这在美国医院是不可想象的。”加盟三博后，于春江不必再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烦恼，医院的各项制度也都是以医生为核心。为了保证专家精力充足，医院尽可能减少行政事务的干扰，甚至连会议都很少开。现在，于春江除了繁重的临床任务外，还带了两个博士后和４个研究生，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于春江曾经以《爱你的病人》为题做过一次演讲，告诫年轻医生牢记天职，多体会病人的难处。他说：“在公办医院的时候，每次看到患者家属凌晨排队挂号，心里都很难受。曾经有人质问我，国家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却跑到民营医院，良心哪去了？我是这么回答的：不管我在哪里，为患者减除病痛的职责都不会改变。三博的理想不仅是赚钱，还要做大做强神经外科事业，让更多病人得到更好治疗。从这点来讲，我选择三博这个能实现医生理想的地方，问心无愧。”

石祥恩，神经外科专家，大愿望是为基层医院培养更多神经外科骨干人才，对三博的评价是：这里是一个让人舒心的地方。石祥恩用“不复杂”来解释“舒心”这个词。在他看来，专业团队与行政团队交叉重叠，是公办医院普遍存在的弊端。他说，公办医院的医生一旦到了科主任这个位置，想法自然就多了，生怕别人超过自己，挑战自己的权威，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由此而生。在三博，虽然学术成就高，但并不是科主任，只负责医疗、教学和科研，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医院的组织结构也比较，总经理和院长的职能没有交叉，科主任和也是分工明确，这种体制不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石祥恩告诉记者，在世界三大神经外科治疗基地中，莫斯科和罗马尼亚的两个中心都萎缩了，只有天坛医院发展比较快，但对我国庞大的神经疾病群体仍旧是杯水车薪，患者一旦发病都要往北京挤。如果全国各地有１００个高水平的神经科医生，他们就能为基层能培养更多人才，老百姓就不必奔波劳累。三博管理层很认同石祥恩观点，支持他和其他专家开办神经科人才培训班，还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生。这些决定，让石祥恩十分欣慰。（记者崔军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