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5-6 月间，我有幸在医院的资助下出访美国及加拿大，对北美神经外科特别是功能神经外科的发展进行了学习及考察。此次美加之行可谓内容丰富，收获颇多。

首先受美国同行邀请，我参加了位于美国中部宾夕法尼亚州的格林维尔神经调控中心(Greenville neuromodulation center，PA)举办的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学习班(Intraoperative Neuro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training course)，之后陪同栾国明教授访问了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库斯神经科学研究所(Marcus neuroscience institute，FL)。 访 问结束后又受邀参加了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Montreal，Quebec，Canada)举办的第 12 届世界神经调控大会并进行了壁展交流。

格林维尔神经调控中心的医学顾问是在美国微电极记录领域大名鼎鼎的蒙哥马利教授(Erwin Montgomery)，作为主讲人，蒙哥马利教授从基本的电流说起，详细介绍了神经元的电生理特征，基底节的解剖功能，以及微电极记录在手术中进行核团定位的技术要点、难点，由浅入深的讲解了神经术中电生理监测技术在运动障碍性疾病手术治疗中的应用问题。同时，他还介绍了目前较为前沿的场电位定位技术、3D 打印技术、以及由他参与研发的术中远程医疗系统。对于目前存在争议的核磁共振技术能否取代微电极记录进行核团定位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点评及讨论。

我的北美之行第二站是位于佛罗里达东南海岸的马库斯神经科学研究所(Marcus Neuroscience Institute)。研究所的掌舵人是利维教授(Robert Levy)，他作为神经调控杂志(Neuromodulation)主编，是美国神经调控治疗疼痛的领军人物。作为访问学者，我在研究所参观了疼痛的神经外科治疗技术、疼痛患者电刺激器植入后的参数调节、导航与显微镜视野融合及术中磁共振手术室应用于岛叶血管畸形的手术治疗等多项代表目前神经外科技术的病例。充分体会了以高技术武装了的神经外科医生在复杂神经系统疾病诊疗过程中所具有的优势，而这正体现了所谓的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science" of neurosurgery(翻译过来大概就是 “科学和艺术交织的神经外科学”)。

北美之行的第三站去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参加第 12 届世界神经调控大会。此次会议是由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承办的。我在会前参加了在麦基尔大学住院医师培训中心举办的神经解剖学及手术技术训练班。以麦基尔大学提供的优秀教学设备为基础，由美、加及欧洲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作为指导老师，我在神经调控技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解剖知识、手术技术、前沿进展方面进行了强化训练，丰富了基础知识，提高了神经调控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技术水平。

此次大会上，通过栾国明教授争取，INS 中期会议将于明年在我国召开，而且也会举办神经调控技术相关的解剖训练班。到时，我国同道不用出国就能同国际上神经调控的专家进行学习、交流，接触到神经调控的新知识。

疼痛治疗方面的技术、设备进步非常快，爆发性刺激(burst stimulation)、高频刺激(high frequency stimulation)、后根神经节电刺激(Dorsal Root Ganglia，DRG stimulaiton)等电刺激模式大大提高了神经调控治疗疼痛的舒适性及有效性。新颖的植入性蝶颚神经节刺激电极能够对 80% 左右的顽固性丛集性头痛患者有效。运动障碍病、精神系统疾病、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的神经调控治疗也是我关心的重点。晚期帕金森患者神经调控治疗的靶点选择及疗效分析、抑郁焦虑谱系疾病的神经调控治疗效果等具体问题在此次大会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随着老龄化的发展，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此次大会上多伦多大学的洛扎诺教授(Andres Lozano)报告了双侧穹隆电刺激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初步结果，而且对于穹隆电刺激的靶点选择、植入要点、参数调整等细节问题也做了说明。报告结果令人振奋，对于记忆环路的电流干预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记忆功能，这给外科治疗此类变性疾病带来了曙光。

美加之行让我与北美的前沿医学技术及理念进行了充分的接触，深刻体会了科技进步对医学的推动作用。但是，让我印象更加深刻的却是推动这些进步的核心参与者：医生和患者。正是医患之间的相互配合再装备上的科学技术，让人类在对抗疾病的道路上顽强的前进。

无论是蒙哥马利教授还是利维教授，亦或是我在美加遇到的其他医务工作者，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这个词汇的内涵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医院的员工围绕医生进行临床诊疗工作，而医生的宗旨就是为患者的健康服务，使患者少受痛苦，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医生以不断提高自身诊疗水平为终生目标，所有的技术、新产品也都是以提高医学技术和诊治水平为宗旨。能否对患者有利不是以某个专家的主观判断为依据，而是以临床数据为准。即便是某个领域的权威专家，当被问到自己没有掌握的问题时也会实事求是的说“I don't know”。

患者是疾病的主体，属于弱势群体。但在对抗疾病的道路上，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对治疗的配合程度、对生活质量的高要求促进了医学的不断发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马库斯神经科学研究所访问时遇到的两个患者。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因为腰椎及双膝关节的退行性变已经进行了腰椎的内固定术及双侧人工膝关节的置换术，而由于腰椎手术失败综合症(Failed Back Surgery Syndrome，FBSS)又在研究所进行了脊髓电刺激器的植入术，术后患者疼痛明显缓解，见到来自中国的医生参观他的治疗过程就风趣的说：“我现在快成机器人了”，而他问主治医师利维教授的主要问题是：“我什么时候能够打高尔夫球”。

还有一位 20 岁的女孩，由于顽固性偏头痛进行了双侧枕神经的试验性电刺激治疗，但是临时电极植入后无论如何进行程控颈部肌肉的收缩反应都限制了刺激电流的进一步升高，进而导致头痛的缓解并不理想。经过仔细分析，利维教授决定再次手术对临时电极进行调整。当告诉患者他的决定时，患者眼里噙着泪对利维教授说：“感谢您没有放弃对我治疗的尝试”。世界就是个地球村，人类的探索欲望和永不服输的精神是无国界的，同样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也是无国界的。医生和患者就像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这种关系我相信随着我国医疗大环境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文化素质的提高一定会越来越显著。

美加之行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医疗技术，还有医学的人文内涵。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从我做起对整个医患关系的改善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相信正是这种微小力量的逐渐汇聚才能终实现医患关系的和谐统一。